1976年1月15日下午，北京的天空压得特别低，风里夹杂着细碎的雪粒，数十万群众自发挤在长安街两侧。人民大会堂内哀乐低回，周总理的追悼会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进行，邓公致悼词时声音一度哽咽。
但所有人都在等一个人出现，等那个最应该站在前排的身影。直到追悼会结束，那个人也没有来，于是坊间的议论像被风卷开的炭灰一样从长安街一直飘进了家家户户的炉膛里，毛主席为什么没来送周总理最后一程？
没什么好隐瞒的
这个问题困扰了无数人，要知道，周恩来从遵义会议之后就是毛主席身边站得最稳的那个人，1935年遵义会议上那个关键的历史转折点，周恩来第一个站出来支持了毛主席，从那以后两个人就再没有分开过。
革命战争年代，毛主席负责把握大方向，周恩来负责把大方向变成具体的作战计划和行动步骤，一个敢拍板，一个能执行，这种搭配在中国革命史乃至世界政治史上都是极其罕见的军事与政治谋略组合。
因此当周恩来与世长辞的消息传出，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毛主席，这位与他并肩并肩、风风雨雨几十年的老战友，一定能站在灵前，给他一个最后的注目礼。
可当长安街两侧的群众始终没等到那个熟悉的身影时，有议论随之悄悄蔓延：难道两位老人晚年生了嫌隙？是不是有人从中作梗？
直到多年后，担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才在一次内部座谈会上谈起实情，他说了一句话，把那些漫天飞舞的猜疑统统按回了尘土里：“主席想去，可身体不允许，这叫身不由己”。
为了让在场者相信，他还特意补充了好几个旁人从未听过的细节。
华国锋直言：“进入1976年，毛主席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他越来越憔悴，肌肉萎缩，两腿膝关节不能伸直，站立起来相当困难，吞咽不畅，讲话也不清楚，我们以为是他牙掉了，给他按上牙依然不清楚，实际上是脑干神经出了问题，舌头萎缩，这就是实情。”他用最直白、最不加修饰的语言，把当时的一切交代得清清楚楚，最后还加了一句：“没什么隐瞒的”。
这不仅是口头的解释，更是有着确凿史料支撑的真实记载。据官方出版的《建国以来毛主席文稿》披露，1976年1月9日至6月25日期间，毛主席写出的批示共19件，第一件就是1月9日关于周恩来丧事报告的批阅文件，只有两个字：“同意”。
这两个字笔迹已经变得很轻很淡，跟以前那种龙飞凤舞的狂草判若两人。同意，是他在这件举国沉痛的大事上所能表达的极限了，同意追悼会照常开，同意骨灰按总理的遗愿撒掉，但他自己的身体却不允许再往前多迈半步。
事实上毛主席的身体从1972年开始就沿着一条不可逆转的下坡路一路滑了下去。那一年1月，他在参加完陈毅元帅的追悼会后就被冻得脸色惨白，当晚回到居所后血压飙升、高热不退，一度失去意识，全靠医护人员紧急抢救才把命捡了回来。
此后肺心病和严重缺氧导致他多次休克，行动一天比一天困难，到1976年的时候四肢肌肉已经严重萎缩，两腿膝关节不能伸直，如果没有人搀扶，站起来都相当困难，走路就更不用说了，说话也很费劲。
毛主席晚年的生活管家吴连登回忆说，到1976年主席显得越来越苍老、憔悴，由于长年累月地躺卧在床上办公、看书，活动量减少，整个人被多种老年疾病同时折磨着。据资料记载，周总理的追悼会定在1976年1月15日下午召开。
在这之前轮椅、氧气袋等一切抢救措施都准备好了，准备主席去参加追悼会，但1月14日晚上早已病重的主席身体又多次出现反复，他根本坐不起来，更不用说是站立了。
当天晚上，工作人员小孟打电话请示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问总理追悼会的事要不要告诉主席参加，汪东兴的回答很简短也很明确：“政治局未发出通知请主席参加追悼会，你们就不要问主席参加不参加了。”
就这样，毛主席没有去成周总理的追悼会，不是不想去，而是那条从丰泽园到人民大会堂不到几公里的路，对当时的他来说比当年长征翻越的雪山还要难走。
难过
在追悼会前一天，还是小孟给主席读报的时间。小孟给主席读了追悼会上由小平同志致的悼词的清样，读着读着她自己先哽住了，忍着眼泪一个字一个字往下念。
毛主席平时听文件总是默不作声只是偶尔点一下头或摆一下手，但那天他不再是默默地听着，他泪如泉涌，失声痛哭，他依旧没说一句话。周恩来的谢世，也许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一代人的退出，毛主席大概也感到了一种“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悲伤。
那天下午追悼会进行的时候，人民大会堂里庄严肃穆，而丰泽园里传来的是收音机里断续的哀乐声，主席凭借模糊的听觉分辨出是邓公的声音时，抬手示意身边的人不要出声：“让他讲完。”
医护看到他把手伸进被子里似乎在摸什么东西，后来才发现他摸出的是一张1949年的老照片，照片里他和周恩来肩并肩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据说那天夜里毛主席把那张老照片攥了一整夜，直到第二天早晨护士来测血压，那只手的指节还紧紧扣在照片边缘上。
新中国成立后的整整二十多年里，处理国家大小事务的重担主要由毛主席、周恩来、朱德三人共同扛着。毛主席运筹帷幄、把握全局，周恩来日理万机、执行落地，朱德在军队建设方面贡献最大，三人各司其职、互相配合，新中国成立后的每一步都离不开他们的共同努力。
可到了1976年，朱德已经年迈体弱，周恩来又突然病逝，对毛主席来说周恩来不只是一个总理，而是从长征走过草地、从延安窑洞走到北京中南海的战友。当一个人连站起身都成了奢望的时候，他就算心里把追悼会的会场轮廓描了一万遍，那双曾经走完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腿也已经迈不出去了。
后来华国锋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过一句话：“主席哪会不想去，他和周总理半个世纪的风雨情谊，这场诀别他比谁都痛。”
三个月后，天安门广场发生的那场自发性悼念活动表明，周总理的去世已经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心理中引发了巨大的波动，民众对总理的深切怀念和对局势的焦虑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股无法被忽视的力量。
当年秋天，毛主席也永远地闭上了眼睛。他和周恩来这两个从遵义会议后就再也没有分开过的名字，在1976年这个中国现代史上最沉重、最多变、最令人痛心的年份里，一个先走一步，一个紧随其后，前后只隔了八个月。
那场长安街上没有等到毛主席的追悼会，和后来天安门广场上再也等不到毛主席的追悼会，中间只隔了一个夏天，却好像隔了一整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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